張雲等等與中國現代天文學的命運

Zhang-Yun (Cheung Wan)s’ implication for Chinese Modern Astronomy

Chairrex, 31 August 2018

最近報載，中國大陸貴州省的大型望遠鏡慘變旅遊熱點，遊人如鯽，手機光燈閃爍不停，影響天文學家的觀測。趁今日著名華人天文學家張雲(1896 – 1958)的生辰，又逢「神舟」載人上天十五載，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：究竟國人的制度和人性是否準備好太空時代？

張雲是個「90后」，也是華人群體中，現代天文學的先驅，和氣象學家竺可禎為同期，比廖慶齊、郭新等早一兩代。他是國人少數法國修讀天文者，學成歸來，便回到廣州，向國民政府力陳發展天文學之重要，又身體力行在中山大學建立天文台，為同時期東半球低緯度少數幾個天文台之一。他專事變星研究，多次列席國際天文會議，並且於國內的天文學組織上，功不可沒。抗戰之前，他曾經參與「機不可失」事件，令粵系軍機歸順中央，陳濟棠因而倒台。他曾三次掌管中山大學，曾歷學潮。政府大廈將傾，遷都廣州，物價飛漲，民心浮動，他義不容辭再任中山大學校長，而其時中大已充斥左派分子，專事攻擊其他學生之能事（于衡，1973），學術環境已經今非昔比。1949年10月6日那個星期，粵北失守，張雲倉皇辭職，帶著若干行李，乘最後幾班火車，南逃九龍，後來寄居衛星城市——荃灣，其近親家中，於大時代中，被迫放棄他的研究，大才小用，任多所中學教員，又為風水師指點迷津。1950年春，大陸局勢底定，不少人受邀或自行北上供職，張雲亦曾心動，在去留之間，把持不定，幸韓戰爆發，大陸很快封關殺俘，張雲聽說以前粵省上級「太早」北上後慘被槍決，乃打消回巢之念，以六十幾之齡，卒於大帽山下。生後因曾事國府官職，大陸對他評價並不正面，甚至有云他是CC系分子。直至近年，大陸才為他立像紀念。

國內動盪，豈止影響一個天文學家？雖然理工人有技術作資產，處境遠比文科人好，例如理工人常被貶謫任職工廠，而非農村。但仍有不少科學人選擇離開，因為國內雖然急欲現代化，但人心、制度卻還未現代化，停留在人事鬥爭、科層壓迫的文化而不自拔。國府時代，下級和上級區隔分明，舊時代的人情也未消除。共府時代，外行領導內行，白專不得以專業指導紅專。很多時候，科學人因為求真的精神，恆被常人誤解，甚至捲入各式政治漩渦，或被壞人利用。同時代的科學家，便有黃廈千選擇離開大陸氣象局，浮桴於海繼續研究；年輕後晉身陷大陸，有個像張雲也精於研究變星，於1963年在＜天文愛好者＞投稿，後來卻在1970年文革惡浪被打成反革命槍斃了。這些都對中國天文學造成很大傷害。

天文學的發展，並非只靠一副大望遠鏡，一枚載人升空火箭，便可達到。外國的大型望遠鏡都嚴禁遊人操作手機，卻沒有公安干涉，人們都自律關掉手機。——而是開放不設限的環境。中唐以後儒教強調文以載道，本來的環境已不合適，科學家要提出新的思想，縱不涉政治，也得面對保守、三姑六婆式、嘲弄式的社會氣氛。方以智、戴梓等就在南明末葉、滿清初年被無端扼殺了。更何況近代革命政府往往硬把科學扯上政治鬥爭。方勵之早年親共，寄望新中國，卻在後來被迫流亡美國，使中國的高能天體物理損失一位巨星。他早年提出的黑洞學說，居然被四人幫批鬥，四人幫認為必須否定黑洞的存在，否則便「世界末日」。為此，加上批鄧的環境，方在1976年7月被迫參加批判會，直到唐山大地震後這場鬧劇才草草結束。試想張雲留在大陸，縱若未被批鬥，亦須把變星理論結合革命理論，寫遵時文章了。這種環境，科技可進一時，如兩彈一星，科學則實為社會輕視了。「十萬個為什麼」在1966年被批判改寫，也可以為「新中國」的科學發展，畫上顯眼的註腳了。

科學需要開放不設限的環境，包括開放瘋子般的幻想，不被打壓。但鄧小平承接前人，在1983年搞了「清污運動」，把美國清教徒式禁慾擴大化，造成錯誤，使國人被迫接受「科幻是反動」的說法，科幻既已被禁，人的想像力便局限在社會寫實主義的框框，一直到＜三體＞問世。但我仍是不樂觀，因為三體始終有影射社會現象，而近期政經甚為繃緊，究竟當權者會不會再為國家做殺子愚行，扼殺各種創意呢？

從張雲等等的命運，也許可否看到天文學的前途呢？也許已經一早預知到，香港大學天文系的命運？